「阳过的人」,这个词被用在只有 6 岁的乐乐身上。
5 月的一天,乐乐在小区楼下的花坛玩耍,一个女孩突然出现,拉过乐乐的玩伴,指着乐乐说:「她妈妈得过新冠。」孩子们瞬间愣住了,挤在乐乐身边,「你妈妈是不是得过新冠呀?」乐乐的笑容顿时消失,她垂下头,抿着嘴不说话。
远处的刘薇看见,大步走来拉住了女儿乐乐的手,孩子的手在轻轻地发颤,「乐乐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孩,我知道她心里非常紧张了」。她问那个女孩,是谁告诉她这些。「我姐姐,她是居委会的志愿者。」
刘薇一家三口 4 月 12 日被转入方舱,一直到 4 月 21 日,他们才终于等到回家的消息。治愈后一家人多次核酸均为阴性。而在刘薇带乐乐下楼前,她也取得了居委会下发的通行证,这意味着,她们拥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居委会工作人员曾在刘薇一家从方舱返回时在小区门口迎接他们,「你们受苦了,我们给你们留了菜,待会就送上门」。刘薇当时很感动,但她不知道,自己转身离开后,居委会的居民手册上,一家三口的名字就被打上了标记,「方舱返回人员」。后来,做核酸检测登记的志愿者看到刘薇带乐乐下楼,就交待自己的妹妹,「那个小孩和她的妈妈就得过新冠,所以你要戴好口罩」。
新冠阳性康复后,我经历了什么?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得新冠是因为我没有戴口罩吗?我还要被当作反面教材,来被道德审判吗?」刘薇带着乐乐一起到居委会,她特意带着孩子,为的是让孩子明白,被病毒感染不应该受到歧视。
作为上海一所高校的教授,刘薇第一次和别人争吵到面红耳赤,「你们缺少对人的基本尊重!」她后悔自己吵架时情绪一激动,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对孩子的愧疚。居委会向她不停道歉,「今后的志愿者工作一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站在讲台上那么多年,刘薇第一次发现自己说不清道理,我有什么好被批判的?我和我的孩子,又为什么要被区别对待?
21 岁的陈枫同样遭遇了区别对待。7 月 8 日,他在自己工作的中介门店前排队做核酸,碰巧站在了一对夫妻的中间,由于实行混检,他前头的女人已经是上一管的最后一位,按照要求,像陈枫这样的新冠康复者,需要单管单检,他领到了单独一根管,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标签。
很快,身后的男人作为下一批混检的首位也领到一根管,陈枫手中那根显得尤为刺眼,男人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个人为什么一人一管?」工作人员告诉他,陈枫进过方舱。
男人迅速朝着妻子的方向叫了一声,挤眉弄眼,目光不断瞟向陈枫,「这个人是阳性,你离他远点」。周边的人听到这句话,都不动声色地悄悄挪了几步。一股无名火冲上头顶,陈枫与男人起了冲突,但对方态度强硬,「我要是歧视你,这个核酸我就不做了,是你自己太自卑了」。
两人闹到了核酸点附近的警车旁,男人骂骂咧咧,一口一个「册那」,陈枫气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警察调解了两人,走的时候,男人还回头用手指了指陈枫,「你看他都要哭了」。
新冠第三年,防控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应对得更从容了。但对新冠的隐喻化和污名化,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衍生问题。
刘薇和陈枫的经历不算最糟糕,有媒体走访上海松江区多家劳务中介单位,发现多家机构声称阳过的人很难找工作,更有甚者直接表示「阳过的不要」,哪怕这个人是曾经的方舱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