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红岁月》—七月盛夏我们来到五福村（插队生活纪实之一）

茶江闲云1 · 发表于 2016-3-8 16:48:24

本帖最后由茶江闲云1 于 2016-3-8 18:05 编辑

七月盛夏我们来到五福村（插队生活纪实之一）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一时间，这一伟大号召有如滚滚春雷，响彻华夏大地。从这时起到后来的十来年时间，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的年轻人，告别父母亲人，告别繁华的城镇，到边远偏僻贫困落后的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到广阔天地炼红心。

那是一个异常讲究崇拜的年代，各行各业都有英雄楷模和标兵典型，供人们学习效仿，工业战线有大庆，有王进喜、郝建秀、李素文，农业则有大寨，有陈永贵，军队有南京路上好八连，有雷锋、王杰、蔡永祥、门合，而知识青年则有邢燕子、董家耕、侯俊、金训华。那时，仅一个回乡青年邢燕子就足够我们顶礼膜拜了，她曾荣幸地受到毛主席五次接见，周总理更是16次接见了她。

读小学初中时，这些知识青年模范典型的先进事迹就在我们脑海里留下深深的记忆。当时高中毕业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别无他路。因那时已终止高考多年，上大学是从工农兵中推荐的，一般要在基层锻炼两年，入伍招工也没有高中毕业生的份。
于是1976年我们在矿山中学一毕业，很自然地成为了这之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在这之前，我们大多同学的哥哥姐姐都已先行一步，现在轮到我们了，一切都是那样的合情合理，那样的顺理成章。极少有人发牢骚说怪话，似乎都很自觉地踏上了这条“必由之路” ，不少人还将上山下乡当农民视为一种骄傲和荣耀。

我还清楚的记得，这年的七月三十日，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火红的太阳高悬在天穹，天气格外的酷热。而我们的心也像那天气一样火烈烈的。

一大早，我和同年级毕业的100多位同学，背着被褥席子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从各自的家里走出，迎着满天的朝霞向矿区广场走去，矿革委会要在广场为我们这些奔赴农村的知识青年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政治大事，矿领导一直非常重视，每年矿里都要在这里举行欢送大会，就像欢送新兵入伍一样，矿主要领导都参加，并作讲话。

上山下乡更是是我们每个青年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每个家庭的一件大事，故大多数家庭的父母和亲人也都来送行，也来参加欢送大会。

矿区广场此刻一片热闹非凡，云集着准备去农村的青年和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矿区广场舞台是大会主席台，布置得庄严隆重热烈喜庆，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栗木锡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的巨幅横幅，广场四周插有彩旗，主席台两边的墙上张贴着用红纸写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欢送标语，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革命歌曲。会前，矿里便给每个下乡青年发了一朵大红花，还发了一个当时时兴的湖南雨帽和一个锑桶，并由矿妇联的同志给我们将大红花佩戴在胸前。

欢送大会可谓隆重庄严。若九时许，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矿领导讲话。领导首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特别强调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备战备荒的需要，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也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的必由之路，接着对我们提出了到农村后的一些要求。之后由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讲话，还有矿团委、妇联领导讲话，最后由知青代表讲话决心。大会一结束，便拍合影照留念。之后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广场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整个场面热烈非凡。颇有种当年送郎当兵奔赴前线的悲壮场景。

分赴各农村的青年便准备出发了。我们这一届同学下乡的地点主要在栗木公社，大多离矿区比较近，有的人便步行前往。我与王小萌、常志民、刘丹、秦铁钢、宋杰、廖玛莎、封小英、黄湘平（第一批，后来又来了唐洪、农家振和两个由东北转来的女知青）九人分在栗木公社永红大队（现五福村）一队。因路途较远，矿里安排了汽车给我们送行。恰巧，秦铁钢父亲是开车的，于是我们就坐他父亲开的那部解放牌汽车来到了生产队。

我们几位能分到永红大队，说起来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几乎何时都如此。虽说是满怀一腔革命热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欲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但真正接触实际，还是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地方去滚泥巴炼红心，尤其是家长更是如此。于是，在去之前，一些人特别是家长都四处打听各地农村的情况，有的四处活动，都希望能分到条件好些的地方插队。在这之前，就听说永红一队条件还不错，虽说那里旱地多，做活较辛苦，但分值高，每十分有五、六毛钱，一般的生产队只三四毛钱，有的只两三毛钱，分值高，自然就收入高。而更主要的是，永红大队地理环境优越，我们去地永红一队，就在公路边。早几年，曾有个道班住在那里，正因为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故而，在我们之前，就有二七一队的子弟插队在那里，我们到来时，那几位插青分别参军招工走了。永红一队自然就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那时插队也颇讲究关系讲身份地位的，有关系有地位的便能分到条件相对好些的。然当时我父亲是地质测量科一普通干部，母亲是一普通工人，家庭可谓无权无势，一无地位二无背景，与矿领导亦八竿子扯不到一块，自然也就没有选条件好的奢望了。然令我惊奇不已的是，几天前宣布插队名单，我竟然也被分到了永红一队。也难怪当时我有这种惊奇的心境。我们这八位插友中，其中一人父亲为矿党委副书记，三位的父亲为矿中层领导，另两位则与当地有关系。但事后我还是知道了我如此“幸运”的缘由，当时分管知青的领导姓李，他是五十年代初与我父亲同一批进矿山的，后来由普通工人慢慢爬了个一官半职，虽当了小官，与我父亲一直有交往，两人比较合得来。他特喜欢那杯中之物，而我父亲在矿里喝酒小有名气，我父亲与他称得上酒友。此次为我下乡的事情父亲又曾请他饱饱的喝了一顿，那老李大概是被我父亲灌得迷迷糊糊，于是就在酒桌之中答应我父亲让我到永红一队。这就是当时盛行的“烟酒烟酒”。

矿区离永红一队不到10公里。我们几位一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很快到了永红。

汽车“嘎”的一声停住了。我们不若而同地朝车下四周望了望，似乎在等待什么。是啊，半个小时前我们在矿区时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此刻这里却毫无动静，当时我们天真的想，我们到农村插队这么神圣庄严的事情，生产队一定会相当重视，即使没有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也一定会有队里的几个领导在此等候接待我们，可此时的情景反差太大，让我们一个个傻了眼。没有欢迎场面，没有人在此迎候。唯见大路边的一个晒谷场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瘦高老人在那里看守摊开的谷子，我们估计那是队里的社员。然那位社员见我们的车停下后，朝我们这边看了几眼，却并不过来与我们打招呼，只专心舞弄他的谷子。两个污垢满面的小把爷，在路那边见我们的车子停下，便过来看稀奇。“呜呼！冰火两重天啊！”萌感叹地蹦出一句，我说，莫管那么多，先把行李搞下来再说。于是，我们跳下车来，各自搬自己的行李。志民的父亲也同车来送我们，他是本地人，对该村比较熟，便说他去找找队长。说着，他走到晒谷坪问那晒谷的社员队长在哪里，社员说可能在村那头的田头上，于是他沿着村里走去。

我们把行李下完，在车边蹲了好一阵子，才见志民他爸与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朝我们这里走来。

到边时，志民他爸介绍说，这是队长。队长即开口道，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到来了，我刚在那边割禾。显然，队长是刚从田里走来，高挽的裤腿沾满湿漉漉的泥浆。队长说话时，露出两颗仿金大门牙。他没有任何客套话，没有“欢迎”之类的词语，亦没什么热情劲。简单招呼几句后又对我们道，你们先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会，我还得去田里，我不在，那几个又在磨洋工了。说着，带我们走到路边的一间破旧的大屋里，队长说，这原来是道班的屋，现在给我们用了，你们先在这里透透凉，歇息一下。队长说完，又接过志民父亲递给他的香烟燃起，道，我先去了，晌午边我来带你们到社员家吃饭。

呵呵，这就是生产队对我们下乡第一天的“隆重欢迎”。

队长走后，因上午的阳光已很大，室外火辣辣的，天气格外闷热，我们便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或蹲着在屋里歇息。刚才那股激动亢奋热情劲头似乎消失了许多。萌不时还来两句怪言怪语，说我们满怀激情满怀希望地来他们这里接受再教育，奶奶的，连队长都对我们这个鸟态度。小英说，人家双抢大忙的，莫过你还想全体社员到路口给你来个夹道欢迎？！小英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我想小英的话不无道理，贫下中农最讲实际，哪理会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于是我说，实在点吧，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我们几位长期生活在矿山，矿山生活很有规律，一日三餐都比较准时，午饭一般吃得比较早，11点半准时开饭。可此时已是12点，我们的肚子早已咕咕叫，还未见队长返来。差不多一点钟了，队长才挑着刚打下的谷子到晒坪，接着便陆续有人挑谷子来。队长倒完谷子后，带着几个挑着空箩筐的男女社员走到我们身边，队长也不作什么介绍，而是用手指了指他身边的人，“老真，你带这两个娃仔到你家，四婶，这个女娃仔跟你去，杨娃仔，你带这个高一点的娃仔去、、、、、队长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地将我们分到了几个社员家，这是安排我们到各自家吃饭。这些社员也很听队长的话，没人推辞，也没人挑剔，分到谁就是谁。我们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自然更没有挑选东家的余地。后来我们才知道，来领我们上家吃饭的几个社员在队上都是有点身份的人，老真是政治队长，四婶是妇女队长，杨娃仔是贫协主席，队长家也安排了一个，看来，队长还是颇有心计。

就这样，我一个人被分到了杨娃仔家。杨娃仔高高的个子，手长脚长，说话细声细气，给人感觉很文静，我一见他便感到一种情切感。

一路上，杨娃仔话语不多，却也简单询问了几句我的情况。他颇为关切地对我说，你们这些矿山娃仔，在家里从未干过重体力活，来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是要受苦受累。我说，没事的，在家里我们就经常上山砍柴。杨娃仔说，那可不同，你那不是主要活。杨娃仔的话对我充满一种极度关爱之情。

杨娃仔家就在路旁村口，不一会就到了。村口处是一栋有天井的大瓦房，里面有住房，厢房和堂屋，这栋房算的上是队里最古老的建筑了。杨娃子家并不在大屋里，而是在大屋边的两间小平房。进到家来，杨娃仔母亲已打好了油茶，他的妹妹（后来我知道叫“杨妹崽,”，当时也已有30来岁）还有他80来岁的奶奶颇热情地招呼我，我亦礼貌作答。

一边喝着油茶，一边谈着些家常。我刚吃饱放下碗，“嘟嘟、、、、、”哨子响了，杨娃仔说，队长喊出工了。我说那这么快，还不到一个小时。杨娃仔说，双抢时节，很紧火。并对我说，我去出工了，你休息下自己随便玩玩吧。我说，我也跟你去割禾吧，反正今天没有什么其他事。杨娃仔看了我一眼，说，也行，你跟着我一起做，我们讲讲白话。于是让他妹帮我找了一把割禾的镰刀。

就这样，到生产队当天，我便投入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活动中，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了“永红”知青岁月。(2016.1.6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