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灵药 反对过度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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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偶然发现了一种青霉菌能抑制葡萄球菌，后来他将此霉菌提纯为盘尼西林(青霉素)，并于1941年首次对人类测试成功。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高峰期，盘尼西林很快在盟军国得以研制生产和投入临床，为抢救战伤人员的生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盘尼西林的问世，也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父亲傅莱医生在晋察冀前线参加了多次残酷艰巨的反扫荡战斗，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同时他也痛心地亲眼看到，由于日寇的封锁，边区的野战医院缺医少药；加上医疗设施极其简陋，八路军伤员手术后的感染机率很高，导致了不少本可以防止的伤残和死亡。比我父亲早到晋察冀三年的白求恩医生，就是因为在手术时不小心而划破了手指，被感染后引起血液中毒而牺牲。若当时前线军中有抗生素药物，他的生命是应该可以得到挽救的。1944年我父亲与聂荣臻从前线来到延安，与朱德、叶剑英及延安美军观察团讨论有关八路军医药保障问题。期间他从美军观察团那儿得到了美国近期的医学杂志，并从中了解到盘尼西林在美国已研制成功和开始批量生产应用临床。此刻、他想到八路军药品奇缺的状况，下决心要研制生产自己的盘尼西林。他通过宋庆龄与美国援华委员会取得联系，很快得到了从美国寄来的盘尼西林菌种和部分研制资料。可是，当父亲在延安开始研制盘尼西林的同时，他却发现了另一种抗生素、磺胺类药品，由于人们缺少医药常识在延安地区被滥用着。这个现象引起了他很大的不安，他不愿意让自己将要研制出来的抗生素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危害。1945年4月30日，就在傅莱向全世界公布中国有了自己的盘尼西林的前三个星期，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

“灵药的危害”

傅 莱

“中国使用磺胺类药品还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至于边区则直到最近才有少量使用。这类药品被广泛地使用着，可是也同样被有些人滥用着。

从下面这些例子，我们就可知道，这种滥用将会或可能产生怎样的结果。

我在这里工作中见到的、听到的，使我觉得好多同志以为磺胺类药品能治一切轻重疾病，从感冒到癫痫都行。他们还以为用这些药治任何病都是见效神速，又很保险，还不受痛苦，总而言之，以为它是百病皆治的万应灵药。我亲自见过有些人用这些药治蛔虫病、蠕虫病、月经失调、消化不良、麻疹(并未并发肺炎)、一切热性病、甚至于当作一般的补药服用。他们不了解磺胺类药品的性质和效用，在他们看来，这些白药片的毒性并不比阿司匹林的毒性更大，于是他们就一天三次的吃起来。

全世界几年来应用磺胺类药品的经验，说明它们可能而且已经引起许多种疾病，实际上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据美国的统计，这药直接引起的死亡大约已有几千人之多。平均每一百六十个用磺胺类治疗的大叶肺炎病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该药致死。当然还有更多得多的病人因它们而获救。这个例子说明这类药品并不能当点心吃。由于它们的毒性很大，可以损害心脏、肝脏和肾脏，一些人吃药以后对太阳光过敏，以致经不起强烈阳光的暴晒。

下面是一个英国著名杂志给医生们的忠告：只能在其真正适应症时始能使用磺胺类药品，决不允许任意给任何一个发热病人、服药时间应尽量短。虽然第一次剂量必须使血液中的药量达到足以产生疗效的浓度， 总剂量则不许超过真正必须的剂量。只能在极少数特殊情形下，服药时间可以超过七天，总剂量可以超过三十公分。

磺胺类药品最大的危险在于病人自医，不经医生处方。不应使用它来医治自己的病，就像人们不应企图自己割自己的阑尾(俗称为盲肠)一样。在不适当的情况下，使用这类药品可能使病人发生比原病更重的病。最近某同志买了一瓶这种“灵药”，吃完之后，病重到他生来从未经历过的沉重，若不是经医生立刻急救，他会因自“医”致死。

磺胺药品的中毒现象很多，从轻度的恶心到黄疸，以至大量的白血球破坏。另一群症候是由于磺胺类药品很不易溶解的缘故，所以在肾小管里面结晶出来，而使这些小管堵塞，于是损害肾脏排泄机能致死。

医生们可以从血与尿的定期检查来防止中毒，自医自然无法防止。

滥用磺胺类药品还有另外一个大危险，很多病人经长期服用后，可以发生对此药的耐药性，以致他们再度服用时无效。因此一个随意服用这些药的人，当他染上大叶肺炎、流行性脑膜炎或磺胺类有特效的其它病症时，却无法利用这些药来挽救他本来可被挽救的生命危险。细菌对于分散的小的不足剂量也会逐渐产生更大的抵抗力，以致病更难，甚至于无可救药。

我的目的并不在于降低磺胺类药品的良好特效的价值，它们的发明的确是医学上的大发明。但我觉得这种灵药不应该让不懂的人滥用，例如硝化甘油(一种强烈的火药)同样也是一种大发明，可是却没有人把它交给不懂其危险性的人们去使用。

我热忱地希望我们的医生们更多的考虑在什么情形下，需要与应该使用这些药品，以及更多的学习关于这药的用法和适应症。我同样希望其他同志能从本文获得对磺胺类药品的一些知识，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的万应灵药。”

时至今日，傅莱的这篇文章已发表了整整七十周年，青霉素在中国也有了它七十年的历史。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先后不断地发明了许多各种种类的和更加有效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与青霉素和磺胺类药品一样，挽救了数不清的被细菌感染了的病人的生命。我们根本不可想象，如果今天世界没有这些抗生素，人类又将怎样去抵抗那些致命的病菌感染。但是，事物总有它的两个面，事物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抗生素的发明虽然为人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它也将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使用它的话。

被滥用的抗生素

名词抗生素来自于希腊语ANTIPUTICS，意为抗击生命，指的是抗击生物的生命也包括人的生命。为了恢复健康，我们服用一定量的抗生素；病菌的生命被抗生素消灭了，但与此同时，也消灭了我们体内其它不可缺少的微生物的生命，给我们的肠胃系统，以及肝肾、眼睛和神经等系统带来一定的损害，这称之为副作用。所以，当病菌威胁到人的生命健康时，在没有其它的有效治疗方法情况下，我们才能谨慎地选择使用抗生素。谨慎使用抗生素不仅仅是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副作用，同时还因为它会使病菌产生耐药性，以致抗生素最终完全失去抗击病菌生命的能力。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就必须研制新的抗生素来抗击具有耐药性的病菌，这就是所谓的后备抗生素。研制后备抗生素需要时间，而且它总是当我们发现了病菌具有耐药性后才开始研制的，故有迟后性。同时，许多后备抗生素的药效比原始抗生素较差、副作用更大，而且细菌对后备抗生素也会产生耐药性。现今由于世界上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抗生素情况严重，一些具有多种耐药性的超级病菌已经出现。欧美部份悲观的抗生素研究人员甚至认为，抗生素的寿命不久将接近尾声，一般普通的感染又将给人类带来死亡的威胁，我们又将回到没有抗生素的时代。

现代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人类不断发明新的抗生素品种奠定了基础；数以千计的各类抗生素新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不断上市、应用临床。它廉价和有效，医患双方都乐意使用。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在一年当中至少服用了一次抗生素，76%的德国人在重感冒时会首选抗生素；尽管85%以上的感冒根本不是由病菌而是由病毒造成的，使用抗生素非但无效，还给人体带来不少的副作用。其更有甚者，德国抗生素使用率中，占22%的为后备抗生素，12%的为广谱抗生素，并且其使用率在逐年增加。根据统计，2011年仅德国的医保病患者，就使用了3800万抗生素处方，其中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处方是完全不必要的。欧洲其它国家开具的抗生素处方则比德国还要高2,5倍。其结果，在欧洲每年有300多万人被耐药性病菌所感染，不治身亡者达5万人以上。近些年来，除了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外，大规模工业化饲养业的兴起，是这场灾难的另一个源头。德国禽畜饲养业每年使用的抗生素高达1700顿，更可怕的是其中包含有大量人类使用的后备抗生素氟喹诺酮类。以致德国在最近的市场抽查时，发现超市销售的火鸡肉中90% 携带有抗药性细菌的惊人丑闻。在德国饲养场附近的医院里，发现被抗药性病菌感染的病人中、其感染源有三分之一来自于饲养的牲畜，这其中也包括了MRSA细菌。现每年在德国的医院里，有近80万患者入院后，在医院里被所谓的超级细菌、MRSA细菌以及其它的细菌所感染、约1,5万人死于此感染。新年前，德国基尔市检察院官员进驻该市大学附属医院，因为有许多住院病人突然被感染了鲍曼不动杆菌(此细菌对多种后备抗生素具有耐药性)，14人抢救后不治身亡。检察院需要确认，医院是否存在触犯法律的非规范操作。此类群体感染事件每年都有多次发生，特别是在欧美的医院和老人护理院里。

同样在中国，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过度使用抗生素和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据中国2010年的报道：“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广谱抗生素和联合抗生素的使用占58%，这其中占半数以上为多种抗生素的联合使用；预防性用药占抗生素使用的1/3，手术后预防性用药则高达93.4%，门诊感冒患者75%使用抗生素，外科手术竟高达95%。中国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全世界的医院都由于它的特殊性是各类细菌聚集最多的地方，也是抗生素过度使用的重灾区，和超级细菌泛滥的所在地。已感染了的和可能被感染的患者，在医院里被施加着各种大量的抗生素，即经济、又省事、还保险，但痛苦的是那些必须承受许多副作用的患者。细菌在医院就这样加速了它耐药性的产生，由此形成了细菌耐药性越高，使用抗生素就越多的恶性循环；直到现在发生了许多抗生素完全失去了作用的后果。如果我们能把患者死亡的“元凶”都查清的话，因细菌感染所致的死亡，将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目。各种超级细菌的出现，迫使欧美的医院近些年来为了防止感染，在严格消毒、隔离和加强医院设施改造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采取入院患者的携菌排查和出示无菌证明的规定，以及采取尽可能缩短住院周期等等各种措施。德国就有关医院预防感染的规定，早有极其严格的法律明文条款，并在不断地修改、完善和加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个国家对抗生素的依赖程度，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医疗文明、平均医疗水平和经济实力。

近些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卫生组织、甚至民间组织掀起了抵制过度使用抗生素的运动，防止抗生素给人类带来危害的呼声在世界各地亦越来越强烈了。作为不仅是一个使用抗生素的超级大国，同时许多年来还是一个生产和出口抗生素的超级大国，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既要在国内坚决阻止过度使用抗生素，还应该在国际上为合理使用抗生素发挥其积极作用。抗生素对于中国比对于任何其它的国家都要重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高密度的大城市多、高床位数的大医院多、公共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习惯还存在一些问题、食品卫生监测仍有漏洞、饲养业工业化、医疗资源薄弱地带多，各类环境污染情况严重，以及上百亿国内人口年流动量等等因素，对防止细菌感染和拥有高效抗生素药品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另外，细菌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每年几亿人员和几千万交通工具的国际出入境流动量，2千亿美元的食品年进出口额，这些通通都是有可能引发群体感染突发事件的因素。因此除加强各海关口岸检测工作外，各类有效抗生素药品对医治外来病菌的感染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中国对于反对滥用抗生素的意义尤其重大。

防止过度使用和滥用抗生素是一个多方位和战略性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和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它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以及国际间的联合行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在多年前就开始重视治理过度使用抗生素的工作。2011年中国卫生部加强了治理滥用抗生素的力度，2012年8月中国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今年1月28日，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控制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被认为是“严抗令再升级”。

同时，中国通过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宣传工作，揭示了使用抗生素中的许多误区，普及了大众对抗生素的常识，及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告诫患者如何正确地服用抗生素，和如何正确处理过期的抗生素药品，以及加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发抵制对人和对动物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意识。要求医生准确诊断病因后，在没有其它有效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再谨慎选用抗生素；尤其对广谱抗生素、后备抗生素和多种抗生素联合使用时，则必须更加谨慎。还要求对学龄前儿童和孕妇及其他不适应者要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同时也强调了要防止因噎废食和谈虎色变，必须服用抗生素的病情，就应该严格按照规定服用，不得在病情减轻时自行停药，等等。

但尽管中国比欧美在反对滥用抗生素的问题上，已经开展了更多的宣传，出台了更多的行政规定和改进措施，但过度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依然非常严峻。这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及城乡差距大、大众的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差异也大，加上医药利益链的关系、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过度依赖抗生素的时间长等等缘故所致。在中国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抗生素使用文化”，有积重难返之情形。反对滥用抗生素的工作，中国将比任何国家都要艰巨。

消除感染源是防止滥用抗生素的根本途径

反对滥用抗生素的工作，除了要加强社会宣传外，还应该更加重视公共环境和医院等设施的卫生消毒工作，从消除感染源的根子上着手，以达到少用抗生素的目的。重视建立严格的抗生素使用登记和统计制度，建立后备抗生素使用权限规定或使用管理机制。对新抗生素的研制、动物和人体试验及药品的市场准入规则等，都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管理机制。坚决反对和处罚药房出售无处方抗生素，和加强打击伪冒假抗生素药品的力度。另外，新建城市的规模策划、市政建设和医院医疗设施的修建，都需要对控制大规模病菌突发事件有超前防范意识和措施。同时，严格控制动物饲养中的抗生素使用，对肉类蛋类等食品中抗生素指标抽查、检测和监管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养殖业抗生素使用的时间、数量和种类，实行严格的登记上报制度，加强饲养业抗生素处方权规定管理，以及国家政策和银行贷款对环保养殖业的扶持和保护等等。社会还应鼓励和加强媒体对滥用抗生素的单位和人的追踪报道，积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保持情报畅通，倡导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抗生素使用监管机制等等，都是不可忽略的。目前中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国策，相对欧美老人护理院群体感染多发性，从防止病菌传染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多的优越性。在治疗细菌性感染疾病时可考虑另辟蹊径。例如、德国已有依靠纯植物药水治愈MRSA病菌皮肤感染的报道。年初德国与英国、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土壤细菌，并采用特殊的培养方法研制出了新型抗生素“Teixobactin”。该新型抗生素的最大特点就是灭杀病菌的方式与其它抗生素不同，从而能解决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此新药还未进行人体试验，若一切顺利，六年之后可以上市。中国也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中医中药作用，在可能的情况下替代或辅助抗生素治疗，为解决过度依赖抗生素这个世界性大问题创造奇迹。

从磺胺和青霉素诞生到至今，七十多年来抗生素与细菌都在博弈中不断地“进步”。抗生素遏制了病菌感染，延长了人的生命；但抗生素的使用让细菌产生了变异，成为具有耐药性的新病菌。要遏制新的细菌感染就需要新的抗生素，而新抗生素又让细菌变异成为有新耐药性的更新的病菌。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搏斗。要打赢这场人与细菌的战争，只有拖延细菌变异的时间和加快新抗生素药品研制的步伐。虽然近几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众多新抗生素药品得以不断上市；但由于人们过度依赖甚而滥用抗生素，反倒大大加快了细菌变异的速度，导致人类今天亲手创造了能毁灭自己的超级细菌的恶果。如果不解决滥用抗生素的问题，那么新抗生素上市越多，其结果却是细菌的耐用性越多、越复杂、越多重、越超级。

一场人与超级细菌抢时间的战斗已经开始，虽人类最终将战胜邪恶，战胜病菌，但我们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要付出千万人的生命和万亿级的经济损失。人类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理智、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才能防止我们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让抗生素为人类造福，而不是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