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47）我与联克

可可

可可往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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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联克

可可

1968至1978年间的“上山下乡”对整整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插青回城潮”后，除少数有“后台关系”的人回到中学复读参加高考、招工、招干成为工人、干部、民警、教师之外，他们大多数人成为“待业青年”和托“关系”“走访后门”得以临时安置在街道小集体工商业里打零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既是“迷惘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你知道他们的过去吗？你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吗？你是当事人吗？你是他们的后代或亲友吗？

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他们这样的青春值么？他们的行为对中国有何影响？如果你对他们有所了解，如果你就是当事人，请说说吧！你还记得“插队”“回城”的一些往事吗？你与“知青点”还有后续的故事吗？

联克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之一。按他的年龄推算，他大约是在1977年下半年高中毕业后去插队的。他很少提这件事，只听他说是在黄埠村插队。那时国家刚恢复“高考”才一两年，我们补习3班的生源复杂，其中有恭中、各乡镇、大队、栗木矿中学十多所中学高中应届、历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少数是历届初中毕业；有刚高中毕业、当年高考落榜的，也有历届高中毕业的农民、“插青”、代课教师、城镇待业青年、集体个业青年职工。同学之间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相差十多岁。我猜想班上一定还有其他同学也是“插青”，但除联克和莫莽两人自己承认是“插青”外，没听谁说自己是“插青”，但根据有的同学的外貌和年纪，我们猜测班里至少还有五、六位同学曾是“插青”。

1978年9月我接到刚刚离开不久的母校通知，说是恭中开设了三个高中复读班，原则上只招收各地当年高考落名的成绩较好的高中毕业生。我原就读的那所中学只有一个毕业班，班主任老师向“恭中”推荐了我、冬冬、国翠三人，他俩分在补“理”1班和补“理”2班，我则补3班，即补“文”班。开始时，班上的同学仅三十多 人，后来陆续增加到近六十名。这此后来的同学年龄都比我们先前来的这一批大些。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批后来的同学都不是当年毕业被原校和原班主任推荐来的，而是通过“恭中”领导、教育局、县“革委”领导的关系，从农村的“知青点”办理“病假” 回城的“插班生”。于是我认识了联克，那时他在黄埠插队，开学两个月了，他那在县革委担任领导的父母才托人帮他报名到我们班“插班”，他是以何理由长期离开 知青点不出工的就不得而知了。

班上有不少县“革委”领导干部的子弟，比如当时的县委刘书记的千金广宁、组织部陈部长之子晓华、县革委刘立业副主任之子正平、许美玉之女XX，还有一些南下老干部的子女晋东、丁丁、广宏……联克那时算是我们当地的“高干子弟”，其父母都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妈妈是当年身挎双枪的“平恭阳解放大队”女战士，他爸爸也是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就担任了区长等职务。

联克来插班时，其父是“县委办”主任、其母是相当于现在副县长的“革委”副主任。克从不与我们说家中的事，也不说自己插队的事，有些沉默寡言。一年后我们一同参加了高考，他报考了一所职业学校的摄影专业，而我则考上财经类的学校。

填完志愿后，我们就分手了，临别时他笑了笑问我：“你打算回家做什么？”“先休息几天，之后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呗！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录取通知书就会下 来了，我一边出着工一边等消息。”我问他这段时间如何打算，他说：“我还得回黄埠知青点，我那铺盖、谷子、米、油什么东西都还在那里，一年没回克了，现在怕是生霉了。我的户口还在黄 埠，没能办到‘返城’手续，虽然现在已有不少的知青以各种理由办了‘返城’迁移，就是这次没被录取，过一两年，我可能也能被招工回城吧！”

后来我们毕业先后分配到同一单位工作，我做会计，他做了库管员兼开票员，同事四年，我调离那个单位，两年后他考上了法官，九十年代初他调到外县工作，如今 已是一名县法院的副院长。我们三十年来，一直保持来往，是旧同学+旧同事+老朋友。与他关系这么“贴”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亲叔叔是我上初中和高中时的任 课老师和班主任。关于他插队的经历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分配到同一单位时说的，他说了许多往事，那故事令人感慨……

我能理解他，并寄予深深的同情。我与下村的知青有过较多的接触，我为他们当年受的苦难和委屈感到不平。某人的一句话断送了一亿多城镇年轻人的美好青春。这太残酷了，与古时的流放相似。正如联克说的，象他这样最后一批下乡、正好遇上了粉碎“四人帮”、国家恢复“高考”，才有机会通过这条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如联克一样幸运儿不多，那些回城的“插青”因没高等文凭、安置的多是一些低技术含量、低薪高危或苦力的岗位，多数人后来的命运都比较艰难，在九十年代，他们在中年上有老人赡养、下有儿女要供上学的时期，大多数人遭遇“被下岗”的厄运，生活来源全断了，可想其生活有多艰难。这些人在回城以前受苦，回城之后还遭到这样不公的待遇，这种不公是谁造的？如果没有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就没有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没有他们不公平的命运。

罗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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