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51）大文人与墙头草

可可

可可扯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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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人与墙头草
可可

     都说文人气傲，其实不尽然。比如古文字大专家、著名剧作家、文学家、大诗人、曾任中国副总理兼科技部长的郭沫若先生则不堪用“骨气、节操”来评价他。
    对于郭沫若的人品和文品的评价，历来颇有争议。尤其是对于其晚节，更是受到秉持正气、正义、良知和风骨的学者和民众的鞭笞和不齿。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歪曲史实而编造、杜撰，《屈原》剧本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不顾历代将“屈宋”并称，颂扬他们的诗赋和才华的史实，硬是将“没有骨气的文人”、“卖师求荣的可耻叛徒”等帽子，扣在宋玉头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当受到质疑、批驳后，他一度认错，但随后又翻脸，强词夺理而不认账。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其地位的高升，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保住个人的既得权益，其人品和文品更是跌落到极点。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顾起码事实地随意编造、杜撰，乃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成为他身居高位后为人、为文的一大特点。伴随文化界一次接一次的“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日益升级，无论是在批判“胡适派”、“胡风反革命集团”，还是在“反右斗争”中，郭沫若都步步紧跟，积极“投入战斗”；1958年“大跃进”面对小麦亩产三万斤、五万斤的“浮夸风”，硬是昧着起码的科学常识而连续赋诗张扬；当眼巴巴见“文革”的熊熊烈火要烧到自己头上时，赶紧发表“焚书声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随后又迎合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褒李贬杜的意旨，刻意撰写《李白与杜甫》，谩骂“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每次运动一来，或“最高指示”一下达，总是立刻提笔写诗迎合，吹喇叭、抬轿子；其诗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的“传声筒”和“风向标”！他卑躬屈节，一味媚上，以至不顾自己比毛泽东年长的事实，居然恬不知耻地高歌“您真赛过我亲爷爷！”（见《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一副奴颜婢膝、有肉没骨头的奴才相，暴露无遗。著名学者宋定国教授对于郭沫若一生的人品、文品之转变、跌路，曾赋诗道——

风流才子傲学林，浪漫情勃诵女神；
笔力纵横冲乱世，风云叱咤振惊魂。
官爵腾跃人格降，人品跌曲文品参；
媚骨奴颜成笑柄，街谈巷议任砭针。

     这位极力肉麻吹捧斯大林、毛及江青的郭文豪，历史上一惯就是见风使舵的人，一会儿吹捧国民党做了国军军委秘书长，一会又吹捧毛和共，讨得了多顶官帽：科技部长、科学院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为讨好毛和江青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文革时郭多次积极为江青夫妇俩写文章、用尽了肉麻的阿臾吹捧的词句作诗填词，为江青歌功颂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战线旗手”、“毛主席最最忠诚的战友和学生”，甚至在一次国庆节在京政协委员宴会上，宋庆龄先生在场，他竟然朗声高诵，肉麻地称江青为：“我们的国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离红太阳最近的江青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太阳问答》、《咒麻雀》、《钢，铁定的一0七0万吨！》、《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四害余生四海逃》、《流溪河水库观鱼》以及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后面”，“对苏联‘愤慨’”。从这些作品中，可见其奴颜卑膝的嘴脸。
      1957年 5月27日 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为造制“反右”大冤案者辩解，竟出如此巧言佞语。
      1966年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到国外后，对郭沫若在各国的声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杜甫，为人诟病）。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1976年10月，“四人帮”完蛋了，这个墙头草生怕自己被划为“四人帮”圈内，写信给华、叶、汪、纪、陈等人，声称自己这些年来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养病，很少过问政事，更是绝少与“四人帮”的人有联系，这也是他看不惯江青一伙人倒行逆施，不与他们合作的斗争策略。当时华、叶等人对此人暂时无暇理会。郭感 到不妙，就要求住进医院以避祸，为了表示与“四人帮”划开界线，他在医院还填了几首痛骂“四人帮”的词，称江青是白骨精、张春桥是狗头军师。现将其在1976年前后五个月零九天内填的两首《水调歌头》录于如下供人们笑一笑：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郭沫若
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 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
1976 年10 月21 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到了1977年邓复出，邓向华自告奋勇请缨主管文教科技，邓提出文革对文教科技这一块破坏最严重、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最深，是重灾区，是拔乱反正的重点部门，而百业待兴，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现代化是当前的当务之急，而这需要大批人才，邓提出，中高级科技人员，无论他们在文革站在哪一边、即使受“四人帮”的蒙蔽，政治上犯了一些错误，只要现在认识到错识并改正错误就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让他们继续留在一些重要的业务岗位上和这些专业部门的领导岗位上，让这此内行人领导内行人。郭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他的秘书说：“看来我很快就会得到中央的召唤，重新出来工作了。”果然，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技大会，还为他保留着科技部长的官衔，但没有让他出席会议。他兴奋不已，连夜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书面发言稿《科学的春天——在全国每二次科技大会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稿中他又一次露骨扮演了他见风使舵、墙头草和落井下石的小人的角色，大骂“四人帮”大声欢呼打倒他在这前极力吹捧的江青首长、春桥同志等人的“四人帮”，并把自己当成科技战线深受“四人帮”摧残迫害的代表来控诉“四人帮”。
     郭沫若这人这种表演令熟悉他的人感到十分厌恶，据说当时中央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就十分轻篾地说了一句“这风吹两边倒的小人又来演戏了！”

鸟人在轮船

郭沫若那么恶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