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指温柔沙 于 2013-6-17 18:30 编辑
在恭城莲花,田里地里村前屋后都种满了果树。分田后,农民对田里种什么怎么种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他们也因此一步步走上了富裕道路。-刘桂丹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救一村百姓,身为恭城莲花镇老君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赖绍文将生产队的田地承包给村民自救;1978年春天,曾经因包田包地挨批斗过但已官复原职的赖绍文,又偷偷地试着让村民包田。 时隔30多年,说起包田包地,赖绍文说他只认一个道理,有百姓才有自己。8月12日,记者来到莲花镇老君自然村,听年近八旬的赖老讲述了偷偷包田包地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包田包地,挨过斗,但是群众护着我 赖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吃大锅饭,群众吃食堂,吃不饱,村子里好多人饿得浮肿了。附近村子还有人挨饿死了。看着这么多田地,人还没得饭吃,我就大起胆子包了点地给群众,自己包种,种红薯芋头,几个月就有收成,解决了饿肚子问题。 (资料:《恭城县志》载,1959年以后,接连三年粮食减产,加上浮夸风和“共产风”,粮食估产偏高,征购过头,农民口粮标准降低,收入减少。1960年人均口粮(包括统销)仅有142公斤,农村出现灾荒。据对全县58个重灾大队统计有12000多人患浮肿、干瘦和妇女闭经病,占当地总人口的21.6%。) 记者:你为什么敢分,就不怕挨批吗? 赖老:我是从部队回来的,我认准有老百姓有群众才有自己,当兵打仗靠老百姓,当支书也靠老百姓。包了田地,群众有吃了,有什么不好?那时附近村子一些妇女的男人饿死了,她们就带着小孩嫁到村里来,有了口饭吃,救了不少人。 这下子,群众好,我却挨批了。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包田包地的事情,我这个书记也没得当了,说我是“走资派”,还挨批斗。我跟批我的人讲,群众有这个要求,包田包地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我这也是爱护群众。 记者:因为包田包地得过好处的群众也参加对你的批斗吗? 赖老:是的。群众白天批斗我,但心里对我还是好的。记得1969年冬,我三女儿出世,我在挨批。有天晚上,睡房窗户有人敲了几下,我们走出去看,不见有人,回到房间,却发现窗户上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我一下子就清楚了,是好心的村上人送来的。他们不敢明里对我好,偷偷地送鸡汤来了,送鸡汤还不止一次。后来,我老婆打听到是村里的唐燕姣和刘桥英送的。 记者:是你对群众好,他们回报你呢。 赖老:我想,就是这件事情,他们有吃的了,才会记得我,知道我家里有困难了,群众还是护着我的。其实,那时县里也有干部对我说,讲要讲你,斗要斗你,你60年代做过包田包地,你不要有其他想法。我还是那样讲,管你有无政策,为了群众,挨斗就挨斗吧。
1978年先试着分,这次没有挨批。包田后群众的粮食多得吃不完 赖老:过了好几年,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记得有次到县里开会,有位县领导专门找到我,排着我坐,跟我讲这回又可以包地了啵,你试试看吧。我讲哪还敢搞,上次还没批够啊。他说这次政策可能不一样了。你回去试一下吧。 那时村上的人还是穷,一年分得的口粮只够吃10个月,还有两个月吃统销粮。生产队大锅饭,没有效益。那个县领导很熟悉我,晓得我胆子猛,专门跟我讲包田的事情。 赖老的二儿子毅平旁白:那时出集体工,出工不出力,连我都一样。记得有次分我和另一个人到一块很远的尾水田耘田,我们就沿着田边耘了一圈,中间用棍子搅浑水就收工了。真正是偷工减料。 赖老:从县里开会回来后,我们试着将村里(我家所在的生产队)的一些差点的田,让大家来承包。留下的大部分好田,还是集体种,照样上交公粮、余粮。那时分得好少的。都是不好的田,像尾水田,离村子远的田,平时出工哪个都不想去种的那些田。 生产队把最难种的田分了,就讲这个田你们种,多劳多得,是你们的。 记者:刚开始包是哪一年? 赖老:1977年还是1978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第一年试着包了点,看没有人讲,第二年又多包点。这回没有哪个说要批斗我了,我们的胆子又大了,越包就越多了。 二儿子旁白:是1978年春天分的。我记得第一次包得很少的,我们家8个人,分了5分田,到夏收时自己就有谷子收了。 记者:田地包和不包不一样吧。 赖老:那个就莫讲了,真不晓得怎样讲。大家好积极啊。一包到户,群众连夜去铲草皮烧草皮灰沤肥,像插秧,都搞“裹粪插”,一蔸秧先裹一层肥再插,做得好仔细啊。种承包的田都是在生产队收工后,有的人天天要做到天黑才回家。 那些差的田包到个人,夏天就有收了,当年就解决了口粮不够吃的问题。过了两年群众包的田越来越多,大家就有余粮卖了。 有粮食了,我走到哪家哪家就喊吃饭,以前经常煮粥的,现在煮饭吃了。好啊!老君村包田包得早,别的村子“将”我们的军,互相说“老君分田知道吗,不分田生活哪有这么好啊”。 二儿子旁白:1982年就彻底包产到户了。把田地包给你,公粮还是要交的。农民完成了公粮上交任务后,还有很多粮食,有多余粮食卖。1982年我考上广西师大,我上学的费用是卖谷子得的,那时28块钱一担谷子。家里帮我买了一块手表,也是挑谷子去卖得的钱。 (资料:《恭城县志》载,1979年以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各种形式责任制。各地出现分队和包产到户。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先后于1979年秋、1980年上半年派出工作组到东寨、新街大队制止分队和包产到户。但社员要求联产承包,势不可挡。县委只好因势利导,于1981年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全面推行。)要有其他想法。我还是那样讲,管你有无政策,为了群众,挨斗就挨斗吧。
现在生活好,像城里人一样了,国家的政策不变就是最好的了 赖老:老君村包田包得早,谷子种得好。大家的积极性起来了,但我们想到的主要是种谷子。田地分得比我们迟的村子,在调整产业结构种果子的时候又比我们快了。现在在莲花镇,我们村的生活水平也只算是中等。 现在生活确实是好了。村里大多数人都建了水泥屋,有自来水了,有高压电了,煮饭用液化气,买菜到闹子厂(集市),种水果的人专门种水果,到外地打工的人专门去打工,专业化了。老板上门收果子,我们的生活跟城里头差不多。 二儿子旁白:我们村种水果比别的村慢了点,错过了价格最好的那几年。现在农村也讲专业化,我们村现在还有人到蛮远的瑶山去承包成片山地种柿花果。 赖老:我快八十岁了。早些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时,我说晓不得还看不看得到奥运会,现在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了,我好高兴。开幕那天,我对我的小仔讲,我们两仔爷先喝一餐,庆贺庆贺。国家现在真是发展了。田地由你自己种了,搞不到饭吃,莫怪哪个了。 二儿子旁白: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初参了军。1956年曾光荣地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过毛主席的接见。1957年作为副排级干部转业到地方,本来可以安排工作,但组织要求他回家乡改变面貌。他服从组织,当过大队支书,包田包地,挨批挨斗,他个人的职务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尽管他没有给我们建新房子,也没有钱留给我们,但从父亲的身上,我吸收了一种为人为民的精神。 记者: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 赖老:我觉得日子好了,后生家的生活也不用我操心了。村上的人也对我很好。我想,国家政策不动就是这个了(记者注:老人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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