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越来越有看点了!话说马君武有断袖之癖?哈哈~劲爆花边就在此文中!(由于文章实在太长了,分两次发了!嘿嘿~) 现在马君武的名气肯定赶不上马加爵,可七十年以前,那是何等的如日中天啊,号称“北蔡南马”,与蔡元培齐名,都担任过教育总长。他不但是中国第一个留洋的工学博士,精通好几门外语,出版过几十部教科书,更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你说他资格老不老?有一年,党组织请他填表,他指着“何时入党”这一栏大发脾气:“知道同盟会吗?知道同盟会章程是谁起草的吗?”不仅如此,他还做过炸弹呢,反清志士进行恐怖袭击的炸弹都是他做的,把他惹毛了,给你一拳还算客气的。号称“清党”刽子手的那个陈群,以前就挨过他的一记老拳。 有趣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文武双全、性格刚烈的党国元老,居然也有花边新闻。据书法家马叙伦所著的《石屋余沈》披露:“君武少孤,事母孝,然有断袖之癖。唐桂良语余,君武之董君,君武市妇人服,使夕而衣之,俨然处子也。” 文中所说的唐桂良,系辛亥名人唐才常之子,曾经与马君武一起在东洋留过学。至于唐桂良所谓“马君武买来女装,叫他的董君夜晚穿上”之类,究竟是传言还是捏造,已成昨日黄花,没什么研究价值了。不过,《石屋余沈》称“君武少年,英姿昳丽”,倒真不假,只是后来为党国东奔西忙、日渐憔悴不复当年之俊罢了。 花絮少说,言归正传。 中国公学创办于1905年。当时,由于日本ZF横蛮压制中国留学生的反清活动,近千人愤然归国,便在上海的近郊吴淞创办了这所革命的私立大学。创办之初,马君武就是教务长,胡适那时候还是阳光男孩呢,怀揣远大理想来报考,正是马君武慧眼识珠,把他那篇《言志》的作文试卷拿在手上请同志们传看,大家都说中国公学得到了一名好学生。 25年以后,胡适成为大师,当了校长,在党国已经决定要保护个人身体、财产和自由的情况下,还屡屡撰文,认为做得不够,恨不得一天之内全盘西化,被党中央点名批评,还连累到中国公学在教育部立案的问题,便借口要写他的鸿篇巨著,一走了之,请闲居山野的党国元老马君武重出江湖,接任校长。 于是,马君武走马上任了。 对于胡适任内的校规,比如不上党课、不挂党旗,礼堂里既无总理遗像、又无总理遗嘱一类的新派作风,马校长当然是赞成的。对于胡适的文友罗隆基,也放手让他在学堂上诋毁以党治国的原则,大肆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那一套。这种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光荣传统,在一代代民国文人中薪火相传,他们身为大师,学贯中西,却不懂国情,不晓得大海航行靠舵手,党国的船被他们捅得尽是漏子。 1930年10月,就在他继任校长5个月后,中国公学出了大乱子。起因很简单:一天夜晚,中国公学大学政治经济系改选学生会,为争夺领导权,国民党学生李雄被邓中邦等人当场扭打,一时间秩序大乱,“打到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不绝于耳。朗朗乾坤挨了打,试问今日之上海,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吃了大亏的李雄十分郁闷,在同学严经照的陪伴下,连夜向当地党部举报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四人为共党分子,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即出动军队来校搜查,邓魏两人被捕,另两人在逃。 按“一党专政”的观点来看,学生会当然应该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殴打国民党当选人更是“罪加一等”。谁执政,谁当选;谁打人,谁受罚,不就把一场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了?按这样的立场处理问题,才是在政治上和党国保持一致。岂料,马君武闻讯学生被抓后,却认为“以学生竞争学生会选举之故,竟敢诬反对方面或彼等所不快意之人为共产党,欲断送其生命,手段太过残忍”,便出面担保。结果,牢里的板凳还没有坐热,邓中邦和魏佐翰便在第二天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更为离谱的是,5天以后,即10月19日,马君武召开全校大会,掏出名单,当众宣布:将“害群之马”的李同学和严同学除名!他在会上训话道:“同学相处,应如兄弟手足一样,相亲相爱,纵有任何纠纷,解决不了,理应向学校报告设法处理,怎可因竞选失败,几个人凭一本党证到驻军谎报,陷害同学?而大学是研究学术场所,神圣不可侵犯的,驻军不应该不经查明,不透过学校当局,深夜来校抓人,如果此风一长,学校的秩序如何维持?学生的安全有何保障?我身为校长有责任维持学校的秩序,保障同学的安全,对挟怨陷害同学的害群之马,不能不予以严厉的制裁!” 那么,到底是陷害他人、还是举报有功呢?且看下回分解了~~~ |